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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犯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時間:2020-11-19 15:27:00作者:新聞來源:《人民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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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犯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檢察廳廳長,法學博士 鄭新儉 ;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檢察廳辦公室副主任 侯若英。 

  [關鍵詞] 經濟犯罪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社會治理 

  [摘 要] 2019年以來,檢察機關經濟犯罪檢察部門堅決貫徹中央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要求,著力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經濟犯罪案件中全面適用,取得顯著成效。經濟犯罪的高發性、復雜性、圖利性、社會治理關聯性等特點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獨特需求。對此,應準確把握經濟犯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特殊價值,重點發揮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分化瓦解、指控證明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全面審查事實證據,審慎把握“認罪”;以追贓挽損為核心,準確認定“認罰”和“從寬”,以良法促善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 DF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4043(2020)-10(下)-0007-6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是我國刑事司法領域的一項重大制度變革,代表了刑事訴訟制度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該制度著眼于加強人權保障、提高訴訟效率、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和諧穩定,不僅構建了全新的訴訟模式,從本質上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積極回應。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以來,各地檢察機關主動探索,積極適用,取得明顯成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最初大部分適用于輕罪案件,轉向全類型全面適用。其中,經濟犯罪領域的適用取得積極進展,展現出該制度的特有價值,實現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改革目標。經濟犯罪有其自身特點,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上,具有區別于其他類型案件的特殊意義,在訴訟程序、認罪和認罰的把握、量刑考量因素等方面與其他犯罪有明顯差異,應予研究關注。 

  一、經濟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成效顯著 

  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印發《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適用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這表明法律規范對該制度的適用范圍沒有限制。除危險駕駛等常見普通輕微刑事案件外,經濟犯罪案件同樣應當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力求實現訴訟制度的改革價值。與輕罪案件相比,經濟犯罪案件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深水區。由于經濟犯罪整體較為疑難復雜,加之近年來涉眾型經濟犯罪等嚴重犯罪案件逐年增多,檢察環節認罪轉化和量刑協商難度大,被害人和社會公眾對從寬處罰被告人不理解不接受,追贓挽損工作難度大等原因,檢察官在辦理經濟犯罪案件時一度處于“不愿用”“不敢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現實困境中。 

  2019年以來,檢察機關經濟犯罪檢察部門堅決貫徹中央和最高檢部署要求,立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不斷加大力度,積極探索,破解難題,著力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經濟犯罪案件中全面適用。各地準確把握該制度在推進經濟犯罪檢察工作創新發展中的重要意義,積極發揮其在提高經濟犯罪案件辦理質量、效率、效果方面的重要作用,將全面適用作為創新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和增長點,取得了積極成效。 

  (一)實現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價值目標 

  一是案件適用率穩步上升。截至2020年6月,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的經濟犯罪案件已達5.8萬件11.2萬人,適用率從2019年初的16%上升至2020年6月的77%,提高了61個百分點,2020年上半年的平均適用率達73%(個別月份受疫情影響適用率略低),積累了大量的實踐樣本。在適用范圍上,已有91個經濟犯罪罪名的案件適用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占全部經濟犯罪罪名的85%。其中,非法經營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適用最多,占全部經濟犯罪案件適用數的38%。 

  二是訴訟效率明顯提升。堅持提速和規范并重,在確保辦案質量的前提下,加大速裁、簡易程序適用力度,從快從簡,提升訴訟效率。截至2020年6月,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經濟犯罪案件中,適用簡易程序審結的近2萬件,適用速裁程序審結的有2300余件,占全部認罪認罰案件的55%,訴訟周期大幅縮短。 

  三是量刑建議更為精準。各地充分理解確定刑量刑建議在推進訴訟順利進行、實現制度目的中的作用,通過加強溝通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提升犯罪嫌疑人對“罰”的預期明確性,促進開展量刑協商,推動量刑建議精準化。截至2020年6月,各級檢察機關經濟犯罪檢察部門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1.8萬人,確定刑量刑建議占比從2019年初的15%上升至54%,提高了39個百分點。法院采納量刑建議率從83%上升至88%,其中,確定刑量刑建議采納率超過90%,最高時達92.25%。 

  四是有效節約司法資源。一方面,檢察機關在經濟犯罪案件辦理中發揮主導作用,推進訴前把關、審前分流,對于認罪認罰后沒有爭議、不需要判處刑罰的輕微刑事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及時修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實現案件分流,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截至2020年6月,經濟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起訴約1.3萬人,不起訴率從2019年初的7.5%上升至14%,其中法定不起訴和存疑不起訴754人,相對不起訴約1.2萬人。另一方面,由于量刑建議采納率不斷提升,確定刑量刑建議占全部量刑建議的比例增大,被告人對刑罰有更明確的預期,一審案件上訴率大幅下降。截至2020年6月,已判決案件的平均上訴率僅為6%,比同期經濟犯罪案件15%的上訴率低了9個百分點,其中2020年6月的上訴率低至3.8%。 

  (二)實現檢察職能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價值功能 

  良法促進善治。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價值的發揮取決于制度優越性能否充分展現,能否轉化為實在的國家社會治理效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域外辯訴交易、認罪協商等制度的合理元素,但并不是簡單地“原版引進”,而是契合我國國情、厚植我國傳統文化而確立的全新訴訟制度。該制度一方面與維護穩定、化解矛盾的國家社會治理需求相契合,體現出政治價值;另一方面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在刑事司法中體現“和合”思想,為發揮刑事司法的懲罰和教育機能,恢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維護經濟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施行路徑。這在經濟犯罪檢察服務黨和國家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契合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之義。2018年以來,檢察機關經濟犯罪檢察部門圍繞中央重大部署,找準制度適用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切實提升制度適用效果,努力將制度優勢轉化為辦案潛能和治理效能,取得明顯成效。 

  一是服務保障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這是當前經濟犯罪檢察工作的重要政治任務,懲治非法集資是其中的重點難點。由于涉案金額巨大,集資參與人眾多且分布廣泛,依法挽回損失是集資參與人的主要訴求,也是懲治犯罪、防范風險、維護穩定的關鍵。各地檢察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中高度重視以推進認罪認罰促進追贓挽損,將退賠退贓作為評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較好悔罪表現、是否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是否可以從寬處罰的重要依據之一,引導督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退賠退贓,取得明顯成效。 

  二是服務保障打好疫情防控攻堅戰。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地檢察機關在經濟犯罪案件辦理中準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依法懲治涉疫經濟犯罪。2020年上半年,涉疫經濟犯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的案件占全部審結涉疫案件的86%。一方面,檢察機關教育引導犯罪嫌疑人認罪服法,確保從快及時追訴制假售假、哄抬物價等涉疫犯罪;另一方面,對于情節較輕、認罪悔罪的涉疫經濟犯罪案件,做好教育引導、化解矛盾、消弭對抗等工作,為統籌推進疫情防控提供保障。比如最高檢發布的一起涉疫典型案例,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中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經營的物流公司是疫情發生后當地為數不多可以復工的物流企業,并承接了多筆防疫物資運送業務,為保障防疫物資和民生用品物流暢通,檢察機關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綜合考慮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犯罪數額和涉案稅款全額補繳的客觀實際,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使其能夠全身心投入物流公司的經營活動,為防疫期間開展防疫物資和民生用品運輸貢獻力量。 

  三是服務保障“六穩”“六!,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各地檢察機關在辦理涉民營企業案件中,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加精準落實“少捕少押慎訴”的辦案要求,積極推動涉案企業完善治理,為民營經濟正常運轉、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如江蘇的一起涉稅案件,犯罪情節較輕微,企業積極補繳稅款,上繳違法所得,真誠悔罪,檢察機關在查明企業經營情況、現實困難、犯罪動機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舉行公開聽證,督促企業完善治理,依法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取得良好效果。 

  實踐證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經濟犯罪案件中得到了廣泛適用,實現了效率與公正、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等訴訟價值的平衡,契合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價值追求,順應國家治理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展現出獨特價值,具有十分廣闊的適用前景。 

  二、經濟犯罪自身特點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現實需求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從普通輕微犯罪向經濟犯罪領域拓展,實現全面適用,表明這項刑事訴訟重大改革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經濟犯罪由于在案件特點、證據收集審查判斷、認罪和認罰的把握、量刑考量因素等方面與其他犯罪有明顯區別,需要進行類型化差異化研究。準確把握經濟犯罪自身特點,分析其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影響,是開展類型化研究、推進實踐完善的前提。筆者認為,近年來經濟犯罪呈現高發性、復雜性、圖利性、社會治理關聯性四個突出特點,這些特點對經濟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顯著影響,使經濟犯罪在認罪認罰的認定、從寬幅度的把握、辦案方式的選擇等方面具有獨特性。 

  一是犯罪的高發性。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以及我國對經濟社會秩序的規范和管理更加精細化、細密化,經濟犯罪呈多發高發態勢,案件數逐年大幅上升,2019年檢察機關受理經濟犯罪案件數增幅超過10%,受理人數增幅高達20%,遠遠高于其他類型案件的增長率。張軍檢察長在2020年最高檢工作報告中指出,20年來,嚴重暴力犯罪以年均4.8%的比例逐年下降,而新型危害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大幅上升,如起訴擾亂市場秩序犯罪增長19.4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增長34.6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增長56.6倍,這表明社會治理進入新階段,人民群眾對社會發展內涵有新期待。高速增長的案件數量和人民群眾對經濟社會的治理需求,要求通過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破解案件激增與提質增效并行的難題,這從客觀上反映了在經濟犯罪領域適用該制度的內在需求。 

  二是案件的復雜性。經濟犯罪案件整體上較為疑難復雜,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犯罪組織的復雜性。各類集團犯罪、有組織犯罪大幅增多,犯罪組織和犯罪手段日趨完備,這些犯罪組織往往虛假經營,設計出掩人耳目的公司架構,訂立反偵查攻守同盟,辦案時,收集犯罪嫌疑人的認罪供述、實現互相指認難度較大。其二,證據的復雜性。隨著經濟犯罪案件越發網絡化、組織化、涉眾化,互聯網金融、網絡洗錢犯罪,組織領導傳銷犯罪等大幅增長。此類案件往往證據量多且復雜,客觀性證據很多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口供等言詞證據較多,內容交織沖突,因此審查判斷證據,并將各類證據組合運用,構成完整的證據體系,有效指控證明犯罪的難度很大。其三,法律適用的復雜性。經濟犯罪法律關系復雜,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難度較大,如區分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界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等;查辦經濟犯罪案件涉及學科交叉較多,專業性強,如證券犯罪、涉稅犯罪,在理清專業領域法律關系的基礎上研究刑法適用的難度較大。由于經濟犯罪案件具有上述復雜性,一些犯罪嫌疑人存在僥幸心理,有的避重就輕,有的妄圖以“零口供”脫罪。這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爭取犯罪嫌疑人配合,獲取有罪供述,有效突破疑難復雜案件提出了新要求。 

  三是犯罪的圖利性。經濟犯罪多是圖利型犯罪,犯罪嫌疑人不惜以身試法,就是為獲取巨額利益。辦案中,經濟利益與認罪悔罪的沖突十分常見。犯罪嫌疑人為保全非法利益,有的拒不認罪,有的只認罪認罰不認賠,還有的偷偷轉移、隱匿財產。比如,在一些數額較大的集資詐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即使認罪并全額賠付也要面臨十年以上刑罰,所以大多選擇抵抗到底。又如,在一些較“完備”的犯罪組織中,真正的主犯隱藏在幕后,獲利后迅速轉移財產,并安排一些較低層級的犯罪嫌疑人掛名公司負責人,案發后專門負責“蹲監獄”,這在非法集資案件中比較常見。這對全面審查案件、排除疑點,準確把握“認罰”,從追贓挽損的視角考量從寬幅度等,都提出了新要求。 

  四是社會治理的關聯性。隨著經濟犯罪不斷增多,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穩定的關系日漸突出,犯罪與復雜利益關系和社會治理需求交織,社會治理關聯性突顯。如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常常面臨巨大經濟損失,經濟補償是核心訴求。大規模的被害人群體訴求匯聚在一起,易衍生出社會穩定風險。又如,一些打著金融、咨詢、科技幌子的公司實施經濟犯罪,背后有涉黑涉惡犯罪或職務犯罪保護傘支持,辦案中,利益關系多方交織,潛藏較大社會治理風險。再如,涉企業經濟犯罪案件,一旦企業被司法調查或刑事起訴,便面臨生產經營停滯、資金設備被扣押凍結、企業主要負責人受到羈押等一系列后果,被定罪處罰后,還可能被剝奪一系列市場競爭資格,企業運轉受到影響。一些規模較大或有行業代表性的企業涉訴,可能涉及某一行業發展、某些職業群體就業、某一地方財政收入、某一地域穩定等一系列社會治理問題。經濟犯罪與社會治理的高度關聯性,要求辦理此類案件時,應站在落實黨和國家重大部署的高度,更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充分發揮其在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推動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更好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三、經濟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把握 

  (一)準確把握經濟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特殊價值 

  一是體現及時懲治犯罪的價值目標。保障懲治犯罪的及時性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目標追求之一。意大利經濟學家、法理學家貝卡利亞認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對公正有益。從比較法視野看,德國認罪協商制度在設計之初就意在解決白領犯罪、跨國犯罪等復雜犯罪案件,F代刑事訴訟的結構性變革走向,也有意以量刑協商等制度處理某些嚴重犯罪案件,以獲得有效定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通過引入協商程序,特別是認罪協商機制下的量刑協商模式,將對抗式訴訟轉變為合作式訴訟,將犯罪嫌疑人轉變為積極參與的主體,確立起通力合作的刑事訴訟模式,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配合偵查和取證,及時有效定罪。尤其是在復雜經濟犯罪案件中,及時獲取口供有利于降低證據審查和組織構建的難度,以較小的司法資源投入,實現及時追訴和懲治犯罪的目的,保證刑罰的及時性。 

  二是有利于及時填補受損的經濟利益。刑罰的目的在于懲罰和預防。經濟犯罪是一種圖利型犯罪,辦理該類案件不僅要通過刑罰預防被害人或國家的經濟利益再次受損,更需要及時填補被害人所受經濟損失,及時恢復受損害的經濟社會關系。在復雜的經濟犯罪中,如未能及時有效定罪,或使被害人經歷漫長的訴訟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最終受到刑事懲罰,違法所得也可能在長期未追償的情況下滅失,難以彌補被害人受損的利益。在常見多發的侵財型經濟犯罪中,挽回財產損失是被害人的核心訴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引導犯罪嫌疑人不再被動等待定罪,而是主動參與司法,尋求與司法機關合作,主動退回違法所得或者積極籌措資金進行賠償,爭取減輕刑罰。檢察機關通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及時獲取有效定罪線索,督促犯罪嫌疑人返還違法所得、達成刑事和解,有利于在檢察環節或更早期階段填補受損的經濟利益,與簡單作出刑罰相比有明顯優勢,能夠更好恢復受損的社會關系,符合經濟犯罪的自身特點和需求,具有特殊重要價值。 

  三是符合現代司法懲罰與教育預防的價值追求,F代刑事司法以目的刑取代報應刑和報復刑,刑罰的意義不僅在于懲戒,更在于教化。經濟犯罪案件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教育預防上,具有更為明顯的價值。首先,經濟犯罪以法定犯居多,被告人悖德感較低,與嚴重暴力犯罪相比,更宜教育挽救,防止再犯。其次,經濟犯罪往往是嚴重的侵犯財產利益行為,在不法利益被追償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較低,通過認罪認罰在刑罰上對其區別對待,更宜教育挽救,被害人的認可度也相對更高。再次,經濟犯罪中企業犯罪較多,從單位犯罪的歸責原理來看,企業由于內部治理結構和經營方式存在問題,沒有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進行活動,具有社會危險性,那么提升企業內部治理水平、降低再犯風險,是對企業進行擬人化的教育和轉化,有利于給企業存續經營提供空間。 

  四是有利于將司法辦案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經濟犯罪具有與社會治理高度關聯的特點,辦案質量、效率和效果,體現了司法辦案服務社會治理的能力。比較顯見的是,無論是公司企業之間的詐騙犯罪,還是涉眾型經濟犯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都有利于補償經濟利益,可以回應被害人的核心訴求,從而有效化解矛盾、防范社會穩定風險,實現社會治理目標。在更深層次上,由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具有實體從寬和程序從寬雙重作用,在公司企業涉訴時,采取從寬的刑事訴訟手段,能夠保障企業正常生產運營,從而在維護就業、維護經濟穩定等方面展現治理效能。同時,近年來學界熱議、部分地方已先行探索的刑事合規制度,在促進企業內部治理、降低企業再犯罪危險性上,具有很強的經濟社會治理意義,契合經濟犯罪檢察所肩負的服務經濟健康發展、保護民營經濟發展、“六穩”“六!钡嚷氊熓姑。 

  (二)經濟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當把握的重點問題 

  一是發揮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分化瓦解、指控證明犯罪中的重要作用。犯罪嫌疑人供述在還原犯罪事實、串聯客觀性證據、形成證據鏈條中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比如,重慶的一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檢察機關通過教育引導第二層級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瓦解了主從犯的攻守同盟,形成對同案犯的有力指證,案件得以快速突破,最終收集到多名核心成員的認罪認罰供述,確保法庭指控證明效果。因此,檢察機關應主動作為,用足用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集團犯罪、有組織犯罪中發揮好分化瓦解作用,通過爭取部分有罪供述,與在案其他證據形成印證,實現指控效果。 

  二是全面審查事實證據,審慎把握“認罪”!蛾P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要求,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嚴格按照證據裁判要求,全面收集、固定、審查和認定證據。在經濟犯罪案件中,應注重對案件證據的全面審查,特別是注重對認罪的真實性、自愿性,以及違法所得數額進行審查。在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案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會以認罪接受自由刑換取巨額經濟利益,有的可能為保全巨額利益以小部分認罪騙取從寬處理,還有的認罪人可能是虛假的“頂罪”人。因此,應全面審查客觀性證據,細致比對印證,對有疑點的,深挖線索,全面查清犯罪事實,不能簡單以犯罪嫌疑人“認罪”而部分結案。對于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輕、推卸責任、虛假認罪的,不能認定為“認罪”。全面審查固定證據,也可以避免在犯罪嫌疑人翻供后證據不足而無法定罪,保證訴訟順利進行,實現司法公正。 

  三是以追贓挽損為核心,準確認定“認罰”和“從寬”。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認罰”是指同意、接受處罰。對于圖利型犯罪,剝奪犯罪嫌疑人非法獲益是辦案的基本宗旨。追贓挽損是經濟犯罪辦案效果的核心之一,將經濟損失盡量恢復至被犯罪侵害前的狀態是體現辦案效果最重要的方面。因此,經濟犯罪案件的“認罰”,不能單純以悔罪態度、悔罪表現、賠禮道歉等因素考量,必須以退贓退賠、賠償損失為核心,以彌補損失的數額、比例作為“認罪”的關鍵依據,防止犯罪嫌疑人“一分錢沒有,全憑一張嘴”認罪的常見做法。應以“追贓挽損”為核心,準確認定“認罰”,將退賠退贓作為評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較好悔罪表現、是否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是否可以從寬處罰的重要依據,引導激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退賠退贓。對于認罪認罰認賠且全額賠付的,應依法從寬,將全額賠付作為從寬量刑建議的重要考量因素;對于認罪認罰認賠,確因賠付能力等客觀原因無法賠付到位的,可以結合退賠態度、不能賠付的客觀原因等,酌情按比例從寬;對于只認罪認罰不認賠不退贓的,不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于表面認罰,但暗中隱匿、轉移財產,有賠償能力而不賠償損失的,不認定為認罰,并依法予以嚴懲。 

  四是加強刑事訴訟全流程適用,更好落實刑事司法政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助于提高訴訟效率、促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這賦予了檢察機關更為豐富靈活的制度依據,在辦理經濟犯罪,特別是涉民營企業經濟犯罪案件中具有積極意義,為落實中央重大部署構建了制度平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貫穿刑事訴訟全流程,在辦理涉民營企業案件中,不僅要關注實體從寬,準確作出起訴或不起訴決定;也要注重程序從寬,在檢察各環節全流程適用該制度,注重將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悔罪與“少捕、少押、慎訴、緩刑”等刑事辦案政策緊密結合。應防止企業長期陷于司法調查之中,可以通過認罪認罰加快司法辦案進程,使部分企業及早恢復運轉;防止企業經營者被不當長期羈押,可以及時評估其悔罪表現,配合逮捕社會危險性審查和羈押必要性審查,對不影響訴訟的,依法及時變更強制措施。同時,也應按照《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規定,在辦理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敏感經濟犯罪案件時,慎重適用,嚴格把握,不宜從寬的應依法嚴懲,確保案件處理符合群眾的公平正義觀念。 

  五是發揮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價值作用。各地檢察機關圍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探索創新還在不斷深入,特別是在服務保障民營經濟領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往往成為檢察機關拓展司法保護職能的新起點,這對經濟犯罪檢察職能深入參與社會治理具有啟發意義。如江蘇、上海等地檢察機關探索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相對不起訴、引導企業構建合規計劃相結合,跟蹤督促企業改善治理結構、經營方式,對此,值得在完善不起訴制度的視角上進一步研究探索。再如,對于認罪認罰與不起訴相結合的案件,可以進行公開聽證,實現社會監督、認罪服法教育、普法宣傳等多樣化目標價值。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順應國家治理需求的重大變革,在經濟犯罪檢察工作中取得了明顯成效,展現了特有價值和特殊重要作用,成為經濟犯罪檢察創新發展的良好制度機遇。經濟犯罪檢察應深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把握好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切入點和著力點,以良法促善治,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請參見《人民檢察》第20期,請關注人民檢察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馬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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